最高法：近期4名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被判刑

[51] 参见[德]卡尔·拉伦茨著：《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93页。

进入专题： 人权 公共性 革命性 。以人作为自然存在论证人权，可以帮助个体摆脱束缚，但因无法契合生活世界中的人的真实处境，而无助于人权在真实生活中应有作用的发挥。

无论我们可能在理论上如何承认了它们最终和谐的可能性，我们的思维传统上始终依据着这类不可消除的对立。米尔恩对上述两个人权非议的列举，隐含着他对自然法人权抽象性的批评。如马克思所言：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他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当这种盲目的人权信仰一次又一次地超越具体的历史语境，并且以一种理直气壮的态度对各种事务点头品足，甚至被拿来作为满足私欲的工具，人权就慢慢地把自己给吞噬掉了，也从最初的促成建立自由社会的美好梦想走向了反向极端——为一个物欲横行的自私社会张目。而当个人意识成为社会主导价值时，个人主义成为权利本位的根本支撑：个体优先于国家，个人权利优先于社会。

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促进个人权利的张扬是一大进步，但没有节制的权利话语和相对偏差的权利观念，也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各种唯利是图所引发的价值信仰虚无和价值冲突、道德冷漠的现象蔓延，在某些领域，诸如缠讼、缠访之类的权利爆炸现象初露端倪，与之相应的利益至上、责任推诿等道德衰退行为却在很多时候能获得来自权利的合法性论证。对于个体而言，既然无法确定善的评判标准，那就找到一个能够容纳各种善的平台和基础。例如，有学者认为，刑法目的解释虽然在刑法解释方法中居于最高位阶而有助于化解不同解释结论的冲突，但亦因标准判断的实质化倾向而存在任意解释的风险，这就需要在后果考察过程中接受检验，并通过目的性扩张与目的性限缩来完成，从而不仅形成一个融汇经验性与规范性、规则适用与效果论证为一体的解释模式，而且还成为一个价值透过结果取向进入并决定规范解释的过程(21)。

侧重于社科法学的学者也都从不同的方面强调了这一态度。例如，有学者结合庄丰源案的分析，认为人大释法制度作为基本法体制之下两种法律传统的连接点，赋予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一种新的法律地位，因而容许并要求其在与我国香港地区普通法传统的互动中发展出独特的法律解释模式，而这种独特的释法模式与庄丰源案规则是相容且相互促进的(27)。司法判例制度起源于自然法的发现和习惯法的传承，而且在神明裁判中留下沿革的痕迹。沈岿：《指导案例助推垄断改革——以指导案例5号为分析对象》，《行政法学研究》2014年第2期。

(33)王晓：《程序法律论证基本问题研究》，《北方法学》2014年第4期。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属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活动，既包含法治在内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塑造，也牵涉人们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转换。

虽然两种传统有着诸多差异，但从20世纪以来却出现了趋同的倾向，以重视社会学解释方法为集中表现(18)。近代以来，两大法系的司法判例制度又呈现出融合的趋势，对案例指导制度有着重要借鉴意义(57)。一方面，在社科法学的学者中，苏力延续了其对法律思维的怀疑③，认为传统的政法法学已经式微，法教义学研究中想像的法律解释者稳定而统一，仅仅是法官或是以法官角色思考的法学学人。⑥侯猛：《社科法学的传统与挑战》，《法商研究》2014年第5期。

除了分别单独研究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的论文成果之外，还有学者侧重于将二者进行比较研究，得出了更加全面的结论。(29)陈金钊：《重视裁判的可接受性——对甘露案再审理由的方法论剖析》，《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年第6期。立法意图既是存在的，也是可以被认识的(15)。例如，有学者重新肯定了文义解释的意义，通过运用一系列以明晰的规则表达的文义解释操作技术，法律文本的意义模糊问题得以消解，有助于提高司法裁判质量，维护司法正义。

其中，实体证成理由需要在相同本质的利益之间进行比较，而双方当事人充分参与的司法过程则提供了程序上的证成理由(45)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两个决定有关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战略部署充分体现了共和精神的发扬光大。

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就形成了西方法治文化传统。[5]2243法律规则是法律体系的核心要素，从内容上可分为义务性规则、授权性规则和权义复合性规则; 从形式特征上可分为规范性规则和标准性规则; 从功能上可分为调整性规则和构成性规则。

长此下去，在他们心中就会沉淀 仇富、厌世、恨世等消极思想，进而对执政党和政府产生离心倾向，少数激进分子可能会采取极端手段来寻求利益表达，以致形成社会动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这些自然规律和生存条件又决定着体现这种普遍性的所有人类个体基本结构上的一致性和相互依赖性。克服间接代议民主局限的方式各种各样，最主要的是弘扬共和精神，发展协商民主，通过协商取得共识、达到和谐。尤其是到了法院审判环节，请客送礼、打招呼、批条子的情况很严重[26]68。[15]99近代以来，思想家们时常以自由来界定法律。

秩序的存在是人们生存、生活、生产活动的必要前提和基础，是人民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最基础最根本的条件。依法治国是实现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做主的基本途径。

地方保护、部门保护的干扰和干涉，以权压法、权大于法，迫使司法机关滥用职权、违法办案的现象时有发生，导致司法不公、冤假错案，甚至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特别是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社会保障、高速公路建设、新农村建设等领域尤为突出。在德国，民众非常注重规则，凡是有明文规定的，都会自觉遵守; 凡是明确禁止的，绝不碰触。

现在一些地方少数领导人自以为是、独断专行，瞎指挥、瞎折腾，干了很多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的蠢事，盲目决策、错误拍板上马的项目、工程，给土壤、水流、大气造成严重污染，并致使社会矛盾激化，群体性事件频发。其后，世界各国的宪法文本或独立宣言大多数也是以保护人权和公民权利为基点与核心的。

法治的人民主体性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 三统一的根本制度载体，不仅深刻揭示了当代中国法治的民主精神，而且也指出了法治中国的民主文化建设路径。[17]10，36英国思想家洛克指出: 法律按其真正的含义而言与其说是限制还不如说是指导一个自由而有智慧的人去追求他的正当利益……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当然，中国封建社会是诸法合一、以刑为主，故那时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所说的 法总体上是刑法，且 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党的十六大报告在阐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时强调，要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

[29]十八大报告也强调: 加强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官民都理性平和，很多矛盾就不会升级，不会激化为恶性事件，不会爆发成大规模群体性事件。

其实，普适文化是人类在交往中逐渐形成的共同价值取向，各国人民的价值观之间并不存在一条天然的鸿沟。导入和谐精神，建设和谐法治，必将使中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超越中国传统 统治 和西方传统 治理 而走向善治。

在古希腊、古罗马，一个男子达到一定年龄，便可从父权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具有独立的人格，享有公民的权利，承担公民的义务，拥有妻室、财产和奴隶，成为自由民。国务院原总理温家宝指出: 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

四、民主文化 现代法治与民主存在着内在关联，民主是法治的基础，法治是民主的保障，世界上 没有无民主的法治，也没有无法治的民主，民主法治化和法治民主化属于同一历史进程。无论在西方还在东方，从词语上、语境上，法律、法治总是意味着某种公平。应当树立以人为本和尊重人权的立法理念，克服以物为本、权力本位、忽视人权的立法弊端; 对立法重点和利益协调方式进行相应的调整，实现立法与社会发展的和谐统一; 应高度重视推进社会事业、健全社会保障、规范社会组织、加强社会管理、增强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以及环境保护、资源利用和生态维护方面的立法; 高度重视关于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的立法，特别应加强有关民生问题的立法，诸如保障公民受教育权、农民利益和农民工权利、促进就业、建立和谐稳定劳动关系的立法，规范动迁拆迁、土地征用、商品房建设和买卖的立法，约束权力运行、惩治腐败行为的立法，等等。[32] 西塞罗: 《国家篇法律篇》，沈叔平、苏力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9 年。

[25] 虽然机会公平并不能确保 结果平等，但它为每个成员的发展提供了公平参与和实现梦想的可能性。五、共和文化 法治与共和密切关联。

在程序问题上，必须破除很多思想误区。第三，和谐引领和协调国家法治的价值，使它们成为内在统一、互为补充、互相支撑的价值体系。

今天，在我们致力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时候，很自然地意识到共和的回归，因为只有人民共和，才能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建国和强国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法治是公正合理地调节个人自由与社会统制的最佳方式。